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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习总书记对话的这个女代表 真是出奇的让人放心

2019-06-17 04:13编辑:yiqu人气:


  3月5日下午,习总书记来到上海代表团参加政府工作报告审议,有7位代表先后发言。其中一名气质娴雅、精明干练的女代表在发言中一共提了三个建议:完善个人综合所得税税率结构,增强科技创新动力;防范金融风险,落实中央和地方协同监管的建议;互联网行业反垄断,加强网约车平台监管。

  晚上7时,记者敲开她的房间,想请她提供一下发言记录,正巧碰到她在为央视一个记者叫医疗服务,因为那个记者心脏不舒服。她抱歉地说:“我要修改一下,到时发你微信好吗?”

  记者就一直在宾馆里等她的消息,到夜间23:08分时,她终于传了一个文件过来。我打开文件一看,呆住了,一大篇,3000多字。

  我知道,开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非常忙碌,晚上不仅要准备次日的会议,还要接待各种采访,然而她还是非常认真地写了这份文稿。

  于是她找出刚拿到的发言简报,并做了修改。怕有些字记者看不明白,又在电话里逐字复述。记者由衷感叹:“这样的人大代表真是太让人放心了,又专业,又敬业!”

  后来,我特地在网上查了一下她的资料,她是无党派人士,民营企业上海富申评估咨询集团的董事长,当全国人大代表10年。经济学背景出身的她,关注的议题大多涉及经济金融行业。

  其人一向认线年两会期间,解放日报记者约她采访时,她碰巧不太舒服,但并没有拒绝。晚上10点,记者登门,她面色有些疲劳。樊芸:“我简单说说今年想提的建议,具体明天细聊,行吗?”

  在上海团,她是最敢说也最能说的代表之一,她总能用诙谐有趣的表述吸引听者的注意力。在与习总书记面对面时,她绝不肯放弃这个发言的好机会。

  2013年两会,习总书记参加上海团的全团审议,樊芸正坐在他对面,用短短8分钟时间分析了人大财税立法权旁落、中央专项转移支付不够公开透明、地方政府财权事权不匹配等五大问题,期间习总书记多次低头记录。

  会后,习总书记与代表们一一握手,走到樊芸面前,有人介绍她是“社会新阶层人士”,樊芸解释——我是专业人士。

  他们积极参与社会经济活动和民主政治发展过程,具有不可取代的社会地位。她希望以这样的身份参与国家民主政治的发展进程。

  在两会现场见到好报告、听到好发言并不稀奇。许多身居要职或事务繁忙的代表有专门的团队协助起草报告。但樊芸没有:“所有报告、书面意见、审议发言都是自己写的,这样可以信手拈来,但也容易累。”

  2013年两会之后,樊芸一直追踪财税体制改革话题,从清朝的分税制改革萌芽开始,研究中国的财税体制之变。最终,总说“写不了长文”的她一口气完成2万多字的报告,并在今年春节将精简版报告提供给了上海有关部门。

  当选全国人大代表之前,樊芸曾担任上海市徐汇区人大常委会委员。那时起她就开始关注一些“前瞻性问题”,如2009年后才进入舆论视野的地沟油:“我家小区门外有很多洋快餐连锁店,晚上回家经常看到几个穿西装打领带的人在晃悠。观察一阵才明白,原来是在挖地沟油。我跟踪了他们一个月,连他们把地沟油送到哪里去加工都搞清楚了。”樊芸说,那是2007年的事,调查明白之后,她向区人大汇报有关情况,建议对地沟油作统一收购,并由政府进行补贴。

  她和媒体说过,她钟情于这个角色:“我是很钟情于履职这件事的,任何陌生题目,给我一个礼拜时间,我都有信心搞清楚它的脉络。进入那种状态后,我很投入。”

  去年,我到华为和中兴通讯调研。发现中兴通讯的中层管理者, 收入大约在四五十万左右,我就问为什么不可以争取一下达到一百万呢?他们回答我说这是不可能的!如果为自己争取五十万的收入,就要为企业创造近十倍的就是四-五百万的利润,四百多万要完成的产值大约是四千多万。一个人在一年要完成四千多万的销售收入, 难度是非常大的。即使通过努力达到了,扣除百分之四十五的个人所得税,到手的收入最多只增加六、七万 。这样的税率结构,严重影响了科技创新的动力,降低了对国家税收和经济的贡献度。在我们个人所得税税率中,66万元与67万元收入是“倒挂”的,我算了一笔账:

  年终一次性奖励收 660000元,应缴纳个调税税率为30%, 应缴纳个调税为195245元(差额累进税率速算扣除数)。纳税后所得为464755元。

  年终一次性奖励收 670000元,应缴纳个调税税率为35%, 应缴纳个调税为228995元(差额累进税率速算扣除数)。纳税后所得为441005元。

  虽然收入增加10000元,但增加缴纳个调税33750元,实际税后所得66万、67万减少23750元。

  以上情况产生的原因是:个调税税率虽然按年终一次性奖励收入分摊到12个月计算( 如660000/12=55000元,税率为30%),但差额累进税率速算扣除数只能扣除一次。故产生上述倒挂情况。

  上述情况在年终收入为18000元、54000元、108000元、 420000元、660000元、960000元这几个节点均会出现,贡献大的收入反而低,究其原因,税率结构不合理,我们税率的制定是惩罚性的,到了一定程度反而获得的收入少。

  1、个人综合所得税,税制结构不合理,应扩大税基,增加中等富裕阶层的范围,提高个调税的纳税总量,改善税率结构,增强企业的科技创新动力 ;

  2、当然税收是调节社会财富的手段,目前的税率结构是惩罚机制,惩罚机制有点落伍,建议要体现在科技创新中的激励机制。

  这几年,由于互联网的迅速崛起,形成了行业巨头,导致了互联网垄断现象的产生,遏制了互联网中小企业的生存与发展,损害了消费者的利益。随着互联网垄断现象的加剧,互联网行业反垄断也非常迫切。而传统的反垄断法律和措施,在该领域的不适用性也更加明显。由于互联网存在隐蔽性强、取证难的特点,因此对互联网行业反垄断的研究更值得关注。

  目前互联网行业存在的问题:国内某搜索引擎,由于我们现在无法使用部分国外搜索引擎,国内搜索引擎日益形成垄断。通过吸引用户在其网上进行广告推广,每天点击超过200条,即被要求下架,若想要提升广告点击率,就要不断交钱,价格没有商量的余地,并且用户无法知道点击率的真实性。而目前政府没有相关部门对互联网经营与价格进行监督,使客户只能任其宰割。这都是垄断产生的问题,直接损害了用户的利益。

  国内某互联网巨头,利用背后有着巨大资本市场支撑,在参与为“一带一路”、“走出去、引进来”的企业服务过程中,前期故意不收取用户费用,以此挤垮竞争对手,致使创新型互联网中小企业春宇供应链,最后被迫倒闭,之后该互联网巨头再提高价格。这种不人道的手段,扰乱了市场秩序,将中小互联网企业推向火坑。

  交通出行也是老百姓的民生问题,网约车诞生以后,更加亲民、便捷。起初网约车出台了很多优惠政策,大家都是抱着非常欣喜的态度。当大家接受后,就逐渐开始加价。春节期间,网约车打车贵、打车难现象,饱受争议和诟病,扰乱了市场。而且出现了拒载、加价,尤其是在恶劣的天气下,而且这种加价,网约车还自己不主动加价,要让乘客要约,要求加价,加价后谁的价格高,就给谁。

  目前的国内网约车滴滴打车,北京的起步费是十三元,高峰时段就要加价,而且成几倍的上升,没有上限。交通部门在春节时,与这几家网约车公司约谈后,公司只好取消了加价费,改为调度费,实质是一种变相加价的行为,规定最高加到五十元。如果在三公里内的车子来接你,接车费费用是由乘客支付。关于优步打车,在峰时,即高峰时段是溢价,溢价都是一点几倍、甚至两点几倍。2016年初全国二会后,优步被滴滴收购,加剧了垄断。

  神州专车这样的网约车,如果司机无故地取消订单,他是不用承担责任的,过去传统出租车无故取消订单,需要承担责任。如果当乘客感到网约车离得较远,为赶时间,换乘其他交通工具,即使1分钟后取消,需支付五元的取消费。虽然恶劣天气、高峰时段,市场有很大的需求,但专车平台反向刺激驾驶员,抬高价格,挑选加价高、路途远的单子,没有好的单子,就不出车或拒载。

  对这些不公平的待遇,老百姓投诉无门。互联网也不是法外之地,需要规范管理。

  1、修改反垄断法,增加互联网行业反垄断法的条款。在互联网经济模式下,供给与需求规律发生了本质性的改变,需要针对反垄断特点制定相应的规则。

  3、政府要为中小互联网创新企业进行保护和扶持,营造公平的竞争环境和市场。

  4、网约车企业要参与行业协会自律管理。国务院去年7月发布的58号令关于出租汽车行业深化改革和网约车规范管理是国家层面对出租汽车行业+互联网的顶层设计,随后,北京、上海、天津等地相继出台了实施细则。网约车应该是出租车的一个组成部分,网约车也应加入出租车行业协会,都要遵守交通部、建设部的相关规定。目前网约车都没有加入行业协会。网约车平台公司须加入全国和各地的出租汽车协会,自觉遵守行规行约,且接受各地行业质量的检测并公布于众。

  5、严厉惩处拒载和加价行为。原先规定传统的出租车行业:“招手即停、上车问路”。调度室不告诉你要去的路程,避免出租车驾驶员挑业务,那么出租车只有载客的义务,对乘客没有拒绝的权力。原来不告诉目的地,是不允许挑选业务。网约车是出租汽车一部分,它的运价制订必须执行出租汽车价格的基本规则并公布于众,绝对不允许加价。由政府主导定价,不能加价,否则违反规定要处理的。

  6、关于网约车资格问题。目前,交通部和地方都没有批准网约车资格。交通部、地方都在主导驾驶员考试。网约车平台应有资格,才能经营,否则非法运行。

  7、控制网约车总量。建议国家交通部牵头对各地依法贯彻国务院2016年58号令和交通部对网约车规范要求的情况进行巡视。总之,交通行业的乱象须象当初上海80年代,整顿出租车行业一样依法严格整顿,使出租车这一城市名片更亮丽!网约车须宏观控制。上海现光滳滴一家就有41万辆(其中绝大多数是外地驾驶员外地牌照的私车),而上海正规出租车只有5万辆,国外网约车一般是出租车的5%~10%,虽然是新生事物,但也要做到总量控制。如不加控制,将造成道路资源的极大浪费。

  8、网约车平台应与政府监管平台对接。网约车平台公司须依法登记并取得营业许可并依法纳税。现在滴滴平台并未获得上海交通委行政许可。网约车平台公司的相关系统须和政府交通主管部门的信息监管系统实时对接,以降低执法部门大海捞针的执法成本。因为在平台公司网上可清楚看到非法营运车的情况,便于监管。

  互联网金融具有提高金融市场竞争程度、提高资金配置效率和降低金融服务成本等优势,在满足更广泛群体金融需求、增强金融普惠性、提高金融服务效率等方面弥补了传统金融的不足。但互联网金融的发展也是一把双刃剑,由于互联网金融属于金融领域的新业态、新模式,现行法律、政策、监管体系不足以完全覆盖互联网风险漏洞,行业尚处于野蛮生长阶段,可能对宏观金融稳定带来一定冲击。近年来互联网带来的金融风险问题备受关注,以P2P网贷行业为例,截至2016年1月底,P2P累计平台数量达到3917家,其中问题平台达到1351家,金融风险防范和金融监管改革迫在眉睫。

  1、互联网金融事关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应该持牌经营、合法经营,不能野蛮生长,要加强监管。

  2、2015年7月,加强分级管理,尤其要落实中央一行三会层面的监管力度,监管部门也要加快适应混业监管的需要,实现监管的无缝衔接。

  3、可以借鉴地方的互联网金融的管理的一些经验,上海在这方面做的比较好。将互联网整治办公室、打击非法集资办公室、金融办都整合在一起。但地方的工作压力确实是比较大。有时还承接长三角地区的关联案件。应当赋予地方金融办一定的法律地位,有效地防范互联网金融风险。

(来源: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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